李中权，1915年12月14日生于四川达州。
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曾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南京军区空军原第二政委。
2014年8月4日6时10分左右，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、原第二政委李中权将军在北京病逝，享年100岁。
李中权曾任川东游击军大队政委，中共绥定道委宣传部部长，红四方面军地方工作部部长、师政委。参加了川陕苏区反“围攻”和长征。长征途中，曾任天全县委书记，后调任藏民独立师政委。
到达延安后，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，后任抗大二分校大队政委。
1942年到晋察冀军区冀东分区任政治部主任，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。1944年成立冀热辽军区，任军区政治部主任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任东北野战军9纵政委、46军政委、第十二兵团军政委。参加了冀中五一反“扫荡”和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、衡宝战役。
1949年，率46军在湘南剿匪。
1951年调任空3军政委，赴朝学习空军实际作战经验。回国后担任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、副司令员兼代政委。1962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。
1978年，调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，不久改任第二政委。
1983年离休。
成长经历
童年的时间，都是在饥饿中度过的。尽管如此，李中权仍然幸运地得到了上学的机会，并且作为张爱萍将军的学生，得到了思想启蒙。
李中权的家庭是一个地道的红色家庭。一家九口人，仅有的一点土地，只够维持全家四分之一的吃用，自己童年的时间，都是在饥饿中度过的。就这样，将军最小的妹妹还是在饥病交迫中夭折了。
1928年，李中权如愿进入达县第五高小读书。深知父母为此担负了难言重负的李中权，学习极为刻苦。两年后，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，考入达县中学。
在学校里，李中权不仅学到了文化，也接触了最新的思想。高小时，张爱萍将军曾是他的老师，李中权看了列宁的《论两个策略》和《唯物史观》，进行最早的思想启蒙。
1931年，李中权被调到蒲家场任红军游击队一大队政委，开始了自己的红军生涯。全家9人追随了红军，4人牺牲在长征路上。
1933年，李中权率部队打回家乡。
率300多人的队伍到家乡时，还能看得到悬赏通缉告示。在打土豪、分田地，成立苏维埃政权中，自己的家人热情参加，大哥李中泮被选为乡苏维埃主席，五妹李中珍被选为妇女主席。红军撤离时，大哥带领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，二哥李中池和四弟李中柏为红军筹粮，五妹带领妇女队为红军抢救伤员，父母也抛弃了家中的一切，带着年幼的弟妹投奔了红军。这样，自己的全家都把命运和革命连在了一起。后来，李中权率队伍在征程中遇到了久别的母亲。不久，李中权又听到了已当了赤卫团政委的大哥李中泮在“肃反”中被无辜杀害的消息。
由于张国焘在长征路上制造分裂，已经过了草地的四方面军走了个回头路，再度南下。一路上，第一次过草地中牺牲烈士的遗体还依稀可见。但是，三过雪山草地的四方面军官兵，却为这一决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
1936年3月，就在红四方面军准备再度进入草地前，李中权再次见到了自己的母亲。第二天部队就要行动，这第三次过草地，面临的困难自然更为严重。在这样的境地中，自己能为母亲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又能拿什么来安慰老人家呢？更令他悲痛的是，二哥李中池战斗中牺牲了，五妹李中珍在过草地时饿死了，她的丈夫石映昌也牺牲了。
那天晚上，母子谈得很晚。母亲再三叮嘱全力搞好工作，不可为她分心。可是，母亲已经五十多岁了，在长征中，得了严重的寒腿病，饥饿、病痛和恶劣的环境随时都可能夺取她的生命。“母亲也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。她说，‘自己惟一的心愿就是把年幼的弟妹拉扯大，把他们交给红军。’”很清楚局势的李中权告诉母亲，“红军要继续长征，前面是雪山草地，后面是国民党的追兵，留下，国民党的军队一到，红军家属是一个也不会留下的。惟一的办法是跟着红军继续前进。”李中权说，“其后，还见了母亲一面。她老人家已经病得很重了，正在两个弟弟的搀扶下吃力地走着。我立即下马扶住了母亲。既没有药，也没有地方可以安置母亲。”看着被疾病折磨着的母亲，李中权为难之极。看着李中权万分为难的样子，机灵的通信员迟疑了一会儿说：“要不，我留下来照顾伯母吧！”
1936年9月，李中权走出草地来到甘南，一天，突然一位背着小马枪的红军战士，喊着三哥向我跑来。原来是四弟中柏。他一边哭，一边把母亲逝世的情况告诉我。“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马的帮助，母亲和弟妹们都翻过了大雪山。可是到了西康草地炉霍，母亲再也走不动了。她身上长了一个大脓包，终日剧烈地疼痛。弟弟用母亲头发的钗子把脓包挑破，流了很多脓。但是她终于不行了……弥留之际，她一遍又一遍地问：‘红军走到哪里了？’久久不愿咽气。直到弟妹们再三表示一定要找到三哥，参加红军，她才闭上了双眼。”
1937年春天，李中权兄妹四人在延安会合。
张国焘分裂红军，打着“打下成都吃大米”的口号南下后，于1935年11月先后解放了宝兴、天全、芦山等县，兵锋直指名山、邛崃，威胁成都。四川军阀急调80多个主力团，与只有15个团的红军在百丈关展开了激战。这是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最激烈的战斗，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，虽然毙敌1万5千余人，红军也伤亡上万人。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红军只好撤出百丈关一带，转移到名山西北附近的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。
当时，天全县有60多万人口，物产比较丰富，是前方作战部队的供应基地。
撤离天全县后，李中权随部队北上，在丹巴时被任命为大金川独立二师任政委。受红军的影响，藏族头人马骏在1936年春拉起一支武装队伍，被授予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的番号。全师有2000余人，多数是藏族同胞，骑兵占一半。为了巩固这支力量，红军抽出一百多名干部到该师的各级任职。第一次见到师长马骏，是在一个叫八旺镇的地方。马骏的父亲是当地的藏族头人，又是当地官员，在当地威望很高，在为红军筹粮中出了大力。
欢迎的酒宴后，马骏叫来几个藏族骑手，做骑马表演。“藏民强壮剽悍，能骑善射，作战非常勇敢。”李中权说，“表演中，有的骑手带两匹马，坐骑不用鞍子，可以从一匹马上跳到另一匹马上，枪打得也很准。”马骏亲自教李中权穿藏袍，学习藏族礼仪。“他告诉我，如果藏族姑娘骑马在前面，可不能与姑娘赛起马来，否则就是求爱了。”说到与马骏在一起的趣事，将军笑了起来。将军回忆说，那会儿，当地各种武装力量混杂，随时都会发生战斗。一天早晨5点，师部突然被敌人围住了。其中有国民党刘文辉的部队，有土匪武装，还有被强迫来的人，总有5000多人。师部机关加上警卫连，只有300来人。打电话叫二连来援，电话那面也是枪声。好在寨子两边石墙高垒。李中权命警卫连用机枪扫射，坚守要道。同时，用藏语展开宣传，劝说群众离开。
从早上5点一直打到下午6点。李中权担心敌人夜间会调正规部队的炮来，准备天黑以后突围。结果，天还没黑，敌人开始撤了。李中权立即指挥部队冲了出去，赶到二团团部，在包围二团的敌人后面吹起冲锋号，敌人仓皇逃窜。4月中旬，独二师奉命在大渡河右侧剿匪。马骏与李中权并肩作战，打了好几个漂亮仗。但是，由于总是在一线指挥，李中权在一次搜山剿匪中被暗处的土匪击中左大腿，子弹从骨头边擦过，无法行走，被送到后方医院冶疗。在医院时，马骏还专门来看望过将军，但是，他们的深厚友谊，被张国焘的一条毒计割断了—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会师后，决定继续北上。但是，张国焘担心独立师的马骏可能不愿随着走，密电要他们“将其设法秘密处决”。
李中权向部队领导反映了马骏的情况，说他没有任何不好表现。但是由于这是张国焘的决定，再请示也无济于事。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，李中权回到独立师，叫马骏同他一起到丹巴的红九十一师师部开会。马骏就这样被害了。而他的父亲仍相信儿子是开会去了，还在忠实地为红军筹粮。
此后几十年中，将军一直为此事深感不安。1986年，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，他向中央纪委写信，说明应当为马骏平反。同时，又给四川省委、丹巴县委写信，说明历史真相，请他们为马骏平反，落实政策。他还写了《征途一曲悲愤歌》，回忆了这段罕为人知的历史。马骏终于恢复了烈士的名誉。为此，马骏的儿子饶布次里和女儿仁青志玛专门找到将军，向他献了哈达。